2013年全家同遊烏來，
與泰雅民族博物館正展出的關曉榮《八尺門:再現2%的希望與奮鬥》不期而遇，
影像不隱蔽但也不煽情地，
呈現了1984基隆八尺門原住民聚落的現實場景--他們的希望以及他們的奮鬥。
彼時，雖心有震動，
卻只是將這些影像安置於歷史之中，
未能從社會結構、族群差異的角度,
進一步探問為何是他們?現在的他們又是如何?
今年6月，
在松菸看了阮義忠《我們忘了的人與土地》展，
相較於前一個展的作品作為隨機生活場景的紀實，
這個展的作品，
有許多歸功於機遇或所謂是「上帝按下的快門」，
看時賞心悅目，
內心的驚嘆則多來自於對攝者等待、捕捉畫面、構圖的用心，
將台灣的淳善美好封存於影像之中。
其中一幅「永靖的好德之家(魏家)」，
因為子孫失德，
顯得格外諷刺。
查閱了一些文章，
發現郭力昕對阮的評論甚為尖銳，
批評他進入部落，
捕捉相對權弱而甚少抵拒被攝的婦孺與老人的身影，
以他者的觀點形塑其異質的情調，
卻未能讓觀者因此對他們產生更多的理解與同情。
阮在展中以及訪談中的自我辯護是，
自己不是紀實攝影家，
只想留下美好的畫面。
因為自己從事的也是連結生活與藝術的工作，
上述創作主題與攝影倫理的批評與思辨，
讓我覺得格外重要，
開始回溯自己接觸藝術作品的經驗--
國中之前，
我偏愛雷諾瓦、竇加、前拉斐爾派…那種唯美、夢幻般的畫風，
覺得那些作品示現了理想的人物形象與生活圖像，
讓人可以相信世界是美好的。
高中之後，
民智漸開，
對於不同種類的藝術風格(視覺的、音樂的)，
漸能從創作者的立意及其指向的世界開始思考，
在米勒、庫爾貝、高更、洪瑞麟…等人的作品中，
感受到為生存奮鬥的張力，
提醒著現況未必是完美的，
生存的尊嚴，
是需要自覺和掙來的。
繼之，
從圖書館借出已絕版的關曉榮《八尺門:再現2%的希望與奮鬥》，
看著那一幀幀他蹲點八尺門一年時所採集的身影，
看著他在當時以隨筆形式留下的《八尺門手札》，
看著他1996年回訪，
2011年重覓故人…
人類學家式的長期且深入的田野參與觀察，
他與報導人之間建立綿長的友誼與信任關係，
令我萬分動容。
在他的創作歷程中，
場景或社會結構的變與不變，
並非只是經由時間作用不言自明，
徒留懷舊的鄉愁與追憶，
而是一次次進出現場，
沉澱、淬取出清明…
他的《蘭嶼報告1987-2007》，
反映了同樣的信念和行動--
其作品不只是of/from the people and the land,
而是with/ for the people and the land!
想了這一輪，
我覺得也許不需要否定阮義忠作品的價值，
畢竟，讓人感受生命存在的美好，也是很棒的。
只是，
身為一位藝術工作者或教育工作者，
我自期除上之外，
也能讓人看到比自己、比現況更廣大的世界，以及不一樣的可能性。
謹摘陳映真《人間》發刊詞:
「…人應該怎麼活 ?人這樣活著可以嗎?我們的生活這樣下去對嗎?應該怎樣活著，才算是真正的活過?…我們盼望透過《人間》，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熱絡起來;使彼此冷漠的社會，重新互相關懷;使相互生疏的人，重新建立對彼此生活與情感的理解;使塵封的心，能夠重新去相信、希望、愛和感動，共同為了重新建造更適合人居住的世界，為了再造一個新的、優美的、崇高的精神文明，和睦團結，熱情地生活。」
謹摘關曉榮1984/11/11手札:
「要想成為一個努力而真誠的寫作者，勢必經常徘徊在生活與寫作的臨界飽受煎熬。寫作需要一個比生活更重大的理由，否則無法與生活的巨大引力抗衡。若非如此，寫作與攝影也只是二項不堪的工作，它與人生之間可以毫無關係。」
